摘要：寻找司马迁司马迁祠在韩城市芝川镇龙亭塬悬崖上，东临黄河，西枕梁山，北绕芝水，南接韩塬，襟山带水，气势雄阔，登高远望，给人一种睥睨山河，阅尽古今的苍茫寥廓之感。与司马迁祠的地形类似，在雅典的卫城丘上，也有一座居高临下的古迹——阿克罗波利斯，即...
寻找司马迁
司马迁祠在韩城市芝川镇龙亭塬悬崖上，东临黄河，西枕梁山，北绕芝水，南接韩塬，襟山带水，气势雄阔，登高远望，给人一种睥睨山河，阅尽古今的苍茫寥廓之感。与司马迁祠的地形类似，在雅典的卫城丘上，也有一座居高临下的古迹——阿克罗波利斯，即世界闻名的卫城。二者皆孤悬高处，俯瞰大地，历经千年而不朽，不同之处在于，卫城是一座军事要塞和神庙圣地，象征着古希腊文化的审美追求，而司马迁祠是谒拜祠和衣冠冢，供奉着中国文化的历史根基。
所有人都生活在历史之中。历史不唯是过去发生过之事的集合，也是塑造我们思维模式、价值体系、行动本能的精神基质。作为西方的“历史之父”，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创作的《历史》被誉为“开西方历史叙事体先河”，可惜在希罗多德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古希腊和古罗马没有专门的史官，记录历史的任务全部委托给政治家和军事家，通过他们创作的纪事书来回忆往事。中国是一个善于记述历史的民族，我们的“历史之父”从来不是某一个人，上古时期的巫师，夏商周的史官，乃至春秋时代的孔子，都是一脉相承记录历史的人，如果要从我们的文化中寻找一个与希罗多德在西方地位相等的历史记述者，只能是司马迁。
希罗多德在《历史》的自序中说，他写这部书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相互争斗的原因给记载下来。”对他来说，对历史的叙事是最重要的目的。司马迁的想法与希罗多德不同，他在《报任安书》中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仅要尽到史学家的责任，同时还要将中国文化的内核展现出来。
站在后人的角度观察，司马迁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从时间上看，上迄轩辕时代下至汉武一朝；从空间上看，近观宫廷内闱远达大海沙漠；从内容上看，无论帝王英雄抑或侠客商贾，横贯三千年的史诗包含了生与死、是与非、成与败、功与过、福与祸、爱与恨……如果没有司马迁，我们的语言风格、价值观念、人生态度，甚至社会形态都会是另一种模样。
了解了司马迁的贡献和存在意义，带着对他的崇敬，我们才能心安理得地走进司马迁祠。
最早记载司马迁祠的是《水经注》：“（西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桓。”此后，宋、元（增建司马迁墓）、明、清历代曾多次对司马迁祠进行修葺扩建，奠定了依山就势，层递而上的格局。
司马迁祠的的入口悬挂着启功先生题写的“汉太史司马迁祠墓”匾额，清丽秀逸，气度非凡。门后延展出一条由石条铺设的坡道，古称韩弈坡，后因司马迁祠建于其北侧，又称司马坡，如今定名司马古道。古道上的石条为北宋时铺设，原长1500米，现仅存300余米。历经800余年的雨水冲刷，风化及人走车碾，昔日平整的石条变得粗粝凹凸，似乎昭示着司马迁一生的坎坷与悲壮。
沿司马古道继续向上，不远处矗立着“高山仰止”的木牌坊，此句语出《诗经·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意指司马迁人格如山，受人敬仰。继而前行，有一道通往司马迁祠的山门，初建于宋代，上书“史笔昭世”为韩城著名书法家杜穆生先生所题。站在此处远眺，周围大河环绕，沃野无边，劲风吹来，登山的倦意一扫而空，抬头见九九台阶，不由跃跃欲试。
古人认为天地造化“起于一，极于九”，九为最多、最高、无限，所以在建造司马迁祠时，有意堆砌了九十九级台阶，一则颂扬司马迁出类拔萃的人格，同时也赞美《史记》在史学和文学上登峰造极的价值。访客拾阶而上，每迈一级都会感到巨大的阻力，双腿在摆脱地球引力束缚时，仿佛也感受到了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千难万阻，武帝的猜忌，同僚的冷漠，俗人的偏见，外在的苦难时时刻刻都在考验司马迁的心智和毅力，万幸，太史公含垢忍辱，超越了个人的一时得失，将自己的生命投射到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发愤著书，完成了一项震古烁今的伟业。
越过九十九级石阶，登临太史祠山巅，即到祠院主体，这里分布着献殿、寝宫。献殿为穿堂式建筑，共五间，是祭祀司马迁的主要场所。殿外有司马迁后裔，韩城徐村人敬献的“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凌霄汉，幽而发愤著成信使照尘寰”木刻楹联。寝殿是供奉司马迁塑像的地方。三间寝殿建于北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迄今已有近900年的历史。寝殿匾额题书“君子万年”，语出《诗经•大雅•既醉》“君子万年，永锡祚胤”句，是祈望司马迁子孙蕃盛，福禄无疆。寝殿内有砖基幔帐神龛，龛额匾题“穆然清风”。龛内为司马迁全身坐像，北宋时塑造，像高140厘米，坐姿，身着红袍，宽衣博带，眉宇之间英气十足，显出刚劲不屈、抱负宏远的气概。
司马迁墓位于寝宫后的高台上。初建于西晋永嘉四年，当时仅为一座土冢，元代时重修，墓上栽有一棵侧柏，枝分为五，树龄已超1700多年。墓前有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书“汉太史司马公墓”碑一块。至此，司马迁祠再无秘密，一切都展现在访客面前。
回首来时路，不管是司马古道还是九十九石阶，我们一直艰难地向上登高，这种近乎攀爬的体验，虽然不需要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毅力，但也考验着我们的精神韧性，有人会问：我们为什么要上山？难道仅仅只是为了一睹砖石泥土建成的祠墓？答案肯定不会如此简单。
如果我们民族的历史是一条奔腾的大河，想知道它将流向哪里，除了乘飞舟顺流而下，在风浪中充当一白发渔夫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溯流而上，寻找河水的源泉。水不会倒流，人的思想可以。司马迁的事业，正是对民族精神的一场回溯之旅，通过《史记》，我们看到了汉武帝之前三千年的浮浮沉沉，同时，也看到了他对自己时代的评价，从建元到太初，汉武帝的时代是让司马迁深刻认同而又激烈批评的时代，是让他倍感喜悦而又悲痛欲绝的时代，是我们民族开枝散叶的时代也是他的生命将要熄灭的时代。不过，个体生命的长度对司马迁而言并不重要，作为一个历史观察者，他不仅无数次思考没有经历过的时代，更是反复思考自己身处的时代，这种思维漫游最终超越了时间，让他写出了属于所有时代的《史记》。
我们带着同情和崇敬去拜谒司马迁祠，正是为了感激他和他的《史记》，正是他无与伦比的创造，让我们穿透历史的迷雾，看到了原始的洪荒，也看到了未知的远方。
状元府博物馆
宋朝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诗者，吟咏情性也。”意指诗的作用是抒发人的性情，换句话说，吟咏的内容是诗人真实感情的表达。清朝乾隆皇帝曾做过一首诗《四月廿五日御殿传胪纪事》，其中尾联“西人魁榜西平后，可识天心偃武时。”说得是发生在西部的边境战争胜利后，又有陕西人王杰高中状元，可见天意如此。乾隆皇帝的这首诗，将王杰夺魁当做是上天降下的祥瑞，从中可以看到他对王杰的喜爱和器重。
王杰是清朝建立后西北地区第一位状元，在殿试钦定名次之前，乾隆皇帝曾派人对他的学识、人品进行过调查，结果十分满意，后来王杰出类拔萃的表现，证明了乾隆皇帝的眼光，没有辜负君臣之间风虎云龙的一场相遇。
王杰中状元后，历任五部侍郎、兵部尚书、左都御史、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东阁大学士等职，称得上位极人臣。他历经乾隆、嘉庆两朝，枢廷为官四十余年，深得两位皇帝和满朝文武敬重。嘉庆十年去世时，朝廷追赠他为太子太师，赐谥号文端，入祀贤良祠，嘉庆帝御赐祠联：文见长，清风两袖，不畏权贵；端品高，直道一身，敢斥恶邪。
王杰作为朝廷重臣，主要在京城生活，告老还乡后回到韩城居住，他在韩城的宅第就是如今的状元府博物馆。虽然现在距离王杰的年代已经过去200余年，但他的故居经过两年精心修整，仍较好重现了当年的风貌，馆内八院相连、布局巧妙，十八间展室收藏了明清至民国时期韩城籍状元、进士、举人、贡生、秀才以及韩城各个时期政要、名人书画作品300余幅，其种类数量、艺术价值在韩城首屈一指，其中，王杰祖孙三代四人墨迹尤为珍稀。
作为枢廷宰辅，王杰政务繁忙，但毕竟是状元，学问底子拿得起丢不掉，他曾经为沈阳故宫保极殿撰书楹联：“夜雨闲吟左司句，时晴快仿右军书。”这首对联不管是对仗、韵律还是用典，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上联的左司指做过左司郎中的唐代诗人韦应物，夜雨闲吟代指他《滁州西涧》中的名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下联的右军指做过右军将军的“书圣”王羲之，时晴快仿代指他的行书作品《快雪时晴帖》。这副对联既有左右、晴雨的相对，又有读诗和学书两种雅趣，不仅行文工整，还体现了清丽的文化意境，诵读几遍，不免对王杰的才情心悦诚服。在这样的状元府中浏览书画，游览者似乎也能分得几分才气，令人快慰。
身为嘉庆皇帝的老师，王杰真正做到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以自己清廉朴素的作风深深影响了嘉庆皇帝的价值观，君臣二人默契合作，妥善处理了和珅问题。嘉庆皇帝有感于王杰的贡献，在老师告老还乡时御赐诗道：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
相较于和珅及其奢华的“恭亲王府”，王杰确实称得上两袖清风，他的故居简单朴素，更显书卷气，整个状元府极具明清时期建筑的风格和特点，呈现出一楼高瞻、两廊回环、三厅一殿、八院相连的历史风貌，既保留了韩城传统民居的风味，又兼有北方园林的艺术特色，体现出古代工匠们卓越的建筑构思和劳动人民特有的民间智慧，对了解研究和传承韩城本土历史十分有益。
王杰的一生，做到了清静自处，守正不挠，他的生平与故事值得后人颂扬与学习，状元府博物馆专门设立了王杰生平事迹主题展、廉政书画展等，让访客在领略状元文化的同时，无形中接受先贤精神的积极熏陶。（记者 倪伟）
